风神散逸 行迹清流——查士标行书轴

 作为“新安四大家”（也称“海阳四大家”）之一的查士标，主要是以画家身份受到世人推崇；而对于其书法，历来关注不多。
　　查士标（1615-1698），字二瞻，号梅壑，另署梅壑散人，又号懒标、后乙卯生，明末诸生，安徽休宁人。诗文、书画皆入“逸品”。有《种书堂遗稿》传世。
　　关于查氏书法之取法，据清《江南通志》称：“二瞻书法精妙，人谓米、董再出。”明末黄宗羲《思旧录》、清吴修《昭代名人尺牍小传》、清秦祖永《桐阴论画》亦持相近观点。
　　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查士标行书轴（见右图）是一件典型的出入米（芾）、董（其昌）的作品。该作纵215.4厘米，横71.8厘米，内容节录米芾《竹前槐后诗帖》七绝一首：“竹前槐后午阴繁，壶领华胥屡往还。雅兴欲为十客具，人和端使一身闲。”
　　米芾的《竹前槐后诗帖》具有明显的“刷字”特色，用笔提按、顿挫明显，墨色浓淡变化较大；一行之内，结字或大或小，取势或纵或横，形体或正或欹，变化丰富，极具节奏感。而查士标的行书轴虽有米书之姿态，却无其雄肆之势。也就是说，除了字形上与米书相近外，米字上述特点在此作中的表现并不明显。查氏此作更接近董其昌松秀率装裱机意的书风。又因查氏落款只署姓名，并未说是临写，所以从作品内容的关联上，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意临米芾《竹前槐后诗帖》之作。
　　这便涉及到查氏的临帖观及其钦慕的董其昌。查氏与董其昌同为乙卯年生人。查自称“后乙卯生”，以示对董的敬仰。在书法观上，查亦深受董的影响。董其昌认为：“临帖如骤遇异人，不必相其耳目、手足、头面，而当观其举止、笑语、精神流露处。”（《画禅室随笔》）董氏的临古作品，能准确地抓住临本主要特征，即所谓“精神流露处”，故而其临作虽和原作在面貌上有一定的差距，但在精神上却高度契合———这是一种高明的临帖手段。董氏书法以“松秀率意”的形态为艺术表现，以“淡雅空灵”的审美趣味为艺术宗旨，兼容王羲之的俊秀流便、颜真卿的宽绰松秀、杨凝式的简约率意、米芾的洒脱劲挺等不同名家的不同特点，形成了自家风格。查氏学董字，为探本穷源，大致也追踪过上述诸家书法。
　　从查氏此行书轴来看，用笔既劲健又温润，体势似紧密实疏宕———其“疏宕”虽接近于董氏的“松秀”，但终究没有“松秀”的境界来得高。然而，表现在“率意”上，董氏不免有几分故作姿态，亦即刻意于“率意”，故而不能真正地出之自然；而查学董的“率意”却并不刻意于“率意”，而是以一种近乎“散逸”的自然状态表现了自己的本真性情———仅此而论，查较董似略胜一筹。因而近代王潜刚称赞查氏“在清初米、董盛行之际，能随时而不俗，较之时辈仅形貌者，不可同年而语矣”（《清人书评》），可谓知言。
　　清王梦楼曾在查士标的《山水合璧册》中指出：“梅壑书画皆师香光……其不及香光处，正在大似。”真哲人之语！揆之查氏，他在体貌上不及董氏“松秀率意”，但并非不能，而是不愿。他的“大似”董氏之处，正在于“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”（清梁同书语），得不似之似，成自家“散逸”的风格。或者用查氏自己的话说：“梅壑自谓临摹各家，实只梅壑一家耳。”（近代林琴南《春觉斋画论》）这可以在其临帖中得到充分印证。查氏在其《草书唐诗四首册页》后题识：“用怀素师笔法书此册，观者得其意，略其形似可也。士标识。”又，查氏在80岁为宋荦作书画一册，有《临圣教序》、《临颜鲁公》、《临米南宫》、《临素师藏真帖》、《临陆放翁》等作品。查氏上述临作，并没有刻意追求细节的毕肖，只在攫取古人的“精神流露处”，力解古人之所用心，然后掺入自己的理解和感情，自运其能，进而形成以“散逸”为指归的自家风貌。不可否认，查氏“散逸”风格的形成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董其昌“松秀率意”书风的催化；而查氏既能得董氏之精神，又能脱董氏之藩篱，实是难能可贵。故而宋荦在《寄查梅壑》一诗中极力赞誉道：“谁擅书画场，元明两文敏。华亭得天援，笔墨绝畦畛。梅壑黄山翁，老向竹西隐。崛起艺坛中，华亭许接轸。”直欲将查士标推为董其昌后一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