法帖之祖《淳化阁帖》（之十）

初唐书法，由于太宗的提倡，完全以“二王”为宗。同时，由于虞世南等南朝书家的北来，纯粹完善的“二王”笔法得到普遍认同，对“二王”书风笼罩一代也是一个有力的襄助。
　　初唐诸家，欧阳询多用北法；褚遂良初学虞世南，复取法钟、王；薛稷为褚遂良后继。只有虞世南为“二王”正传，所以他得到太宗的器重也就自然而然了。
　　《阁帖》第四卷以相当大的篇幅收录了初唐的虞、褚、欧诸家及晚唐柳公权帖。所刻虞世南帖，《贤兄帖》面目独异，前人已斥为伪迹。其余如《大运帖》，正楷五行，端庄雍容，舒缓有致，与《孔子庙堂碑》同一机杼，或即集《庙堂碑》字而成，可见在北宋还有装裱机精善的《庙堂碑》旧拓传世，这也许对我们探讨《庙堂碑》拓本的流传过程不无帮助。随后的《去月》、《郑长官》、《潘六》诸帖，与《大运帖》相比，不难发现其用笔、结字完全一致。虽是行草，但起讫有法，切中规矩，一派温雅态度，毫无俗滥气息，可称右军嫡传。唯《疲朽》一帖（见下图），用笔略显奔放，与太宗书风颇相类似。这可否看做君臣间长期切磋而形成的相长之功呢？
　　欧阳询诸帖中，《比年帖》被前人定为伪迹，余者如《兰惹》、《静思》、《五月》、《足下》等，结字紧密，用笔内敛，是欧阳一贯手段。特别是《兰惹》、《静思》二帖，与传世欧阳墨迹《仲尼梦奠》、《张翰思鲈》、《卜商读书》诸帖气息相通，如一时之书，只是墨迹沉厚刚健，刻帖圆润清扬，摹刻过程中出现的误差，于此可以想见。
　　褚遂良书作晚年面目近于虞世南。以公认可靠的褚遂良行书《枯树赋》相印证，《阁帖》所刻《潭府》、《山河》二帖，应该较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。唯《家侄》一帖，用笔与初唐风格不类，颇嫌软懦，前人虽定为真迹，或可存疑。
　　《阁帖》此卷还摹刻了李邕和陆柬之的书迹。李邕《晴热帖》与传世《麓山寺碑》等毫无二致。陆柬之《得告帖》可与其《文赋》相比较，这里就不赘述了。至于褚庭诲、薛稷、徐峤、薄绍之诸帖，仅见于此，缺乏旁证，只好略而不论了。
　　晚唐书家，柳公权异军突起。他的楷书不仅于当时擅名，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柳书以骨力洞达、结字紧密著称，实则习气很重，颇嫌鼓努为力，内涵不足。同时代的裴休，书风与之近似，有《圭峰定慧禅师碑》传世，格调高下，不待呶呶。柳公权的行书，与其楷书相去较远，颇为放逸洒脱，笔墨间有一种酣畅之气，以故宫博物院所藏《蒙诏帖》最负盛名。此帖真赝尽管历来聚讼颇多，但一般认为是流传有绪的真迹。以之与《阁帖》此卷所刻《圣慈》、《伏审》、《荣示》、《十六日》、《辱问》相比较，其与《圣慈》气息最为接近。而《十六日》颇存楷意，正好为我们观察二者的联系提供了便利。
　　唐末五代之际，还有一位杰出的书家———杨凝式。在书法史上，他是承前启后的关键，对宋代书坛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，但《阁帖》中居然找不到他的片楮只字。从常理来说，《阁帖》是不应该忽略他的，可是现实却留给我们一个值得反复求索的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