归真返璞 大味必淡 ——陈元龙行书手札卷

　陈元龙（1652-1736），字广陵，号乾斋，谥文简，浙江海宁人。清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中“榜眼”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入直南书房。次年，充日讲起居注官。后因被劾结党营私、招纳贿赂，罢官回籍。康熙三十年复任，迁侍讲转侍读，人称“陈阁老”。
　　清乾隆帝六次南巡，其中四次到海宁，都住在陈元龙的“安澜园”中。因为得力于皇帝的亲自关照，陈氏宦海仕途总的来说颇为顺畅，当时的民间野史有“乾隆皇帝系陈元龙之子，雍正帝以女调包”的传说。陈元龙著有《爱日堂文集》。除此而外，有两部书不能不提：一是康熙年间奉敕编纂的《历代赋汇》，乃清代非常重要的一部赋学总集，对后世影响很大；二是探讨事物起源的科技类书《格致镜原》，被当代学者李约瑟称为“一部专门涉及科学技术史的小型百科全书”。
　　陈氏家族中人擅书法者颇多。他们大多宗法赵孟頫，追慕董其昌，尤其受董字影响最大，如陈奕禧、陈邦彦等。陈元龙、陈奕禧、陈邦彦并称“海宁三陈”。说起来，这也是皇帝老儿的潜移默化之功———“上有所好，下必行焉”。即便如此，每个人才情不同，最终“玩”出来的品位和档次也不同，正应验了那句俗话：“龙生九子不成龙。”
　　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陈元龙行书手札卷（见右图），纸本，纵15.7厘米，横58.5厘米。此札气息平淡自然，笔画似乎有一些抖动，估计与作者的年龄及体力有关。此作整体意境、间架结构近似董其昌，又有些颜鲁公的影子，不紧不慢，返璞归真。一般论者认为陈元龙书法宗赵孟頫、董其昌，然而陈元龙学老米亦很见功力。话又说回来，董其昌也是学颜、学米的，所以他们的书法相互之间不免有些相似的渊源。
　　一般所理解的手札书法，书体多半是自由随意的行草类。实际上，手札书体种类太多了，涵盖篆书、隶书、简书、行楷书等多种。其共同之处在于，从中可以看出个人性情的流露，区装裱机别于那种程式化的作品———按照一定的姿势排兵布阵，有意或无意地将真性情掩盖起来。手札形式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具有大得难以想象的容量。
　　陈元龙此札不能以单纯的技法分析来解读。欣赏之初，能感觉到清淡如水的韵味扑面而来，但并不是董其昌那种通过处心积虑所营造出来的情致，而是个人心境的自然流露。书家的修养功夫已经到家了，完全是一种纯粹的书写、一种忘我的书写，甚至于连书写本身也忘记了，只是表达自己的心绪。在笔者看来，书法初始靠技巧，而后靠功力，最终还是要靠修养。
　　很多书法品评，总是将个人修养与具体字迹中的点画技巧对应起来，这样难免走入误区。当然，书法是操作型的，完全不练习、不临摹，自然不入门径。但纯粹的技巧也没有意义。书家要能够做到“以技化情”，把自己心底的情感表现出来。问题在于，有的人可以进入一定的境界，有的人则始终在原地打转，甚至是大步向后退。原因在哪里？还是回到书家本身找原因。转换力是另一个层面的原因。从内在因素来看，有天资、勤奋；从外在因素来看，有经历、机遇。两种因素共同产生作用。毋庸置疑，字的气格与人的经历息息相关。如果天资极佳但时运不佳，容易愤世嫉俗；如果天资属于中等，加上机运良好，而书风必定是平和的。外在因素有时会起到超乎想象的作用，这主要是由于人的定力不够。在笔者看来，外在因素主要施加于书家，间接影响书法；而内在因素则直接作用于书法。书家走向成功，需要凭借自己的能力从内、外因素中选择有利的方面。进而言之，同样一件事，对于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影响。如有的人遇到压力随即消沉，有的可能变得淡泊，有的可能会加以反抗，或者变得叛逆。不同的人生际遇，会使书家的书风大相径庭。即便是取法同一种书风，结果也是千姿百态。
　　如果一个人到了晚年还经常火气冲天、容易急躁，显然是修养有所欠缺。如果不得平淡，非得要装出一种平淡，便会失去自然而显得矫揉造作。相反地，如果恰好是水到渠成、人书俱老，则自然而然步入艺术佳境。人书俱老必须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才会出现，并不是刻意装出来的———装老实际上就是装嫩。激烈的夸张变形之类，初始看了会有一些激动，甚至会觉得很震撼、有视觉冲击力；但如果某人的作品永远都是这种状态，便是过犹不及了。书家应不为技巧所囿，忘记技巧，乃至超越技巧。岁月积淀往往会给作品增加人性的光辉，也会凸显出“大味必淡”的至理。从陈元龙这件作品中，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