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先人手泽刻成的专帖———《松桂堂帖》（之

北宋内府所藏刻帖多毁于“靖康之难”。南渡以来，高宗力图恢复旧观，重事搜罗，又诏命米芾子友仁总揽鉴别之役。友仁得此机遇，鼓吹先人，不遗余力。由此，米芾书多入内府，进而得到高宗的提倡，遂得大行其道、笼罩一代。
　　米芾曾孙巨容，辑旧藏米芾书为《松桂堂帖》，摹刻精工，是为米芾专帖中极为重要之一部。
　　明代以来，《松桂堂帖》全本已不传，帖目亦不可知。今故宫博物院藏宋拓残本，系清末书法家、收藏家翁同龢旧藏，后辗转为日本人宇野雪村所得，1995年归故宫博物院。
　　《松桂堂帖》帖面夹板有宇野氏签题“宋拓宝晋斋帖”字样，内有经改装的清王铎“宋米芾帖九”签条、佚名“宋名贤帖二”签条和成亲王的观款。据各家题签可知，此帖早为残本，向无定名。而据帖内两签条，知此帖规模必不小，可惜只存畸零。其余绝大部分，我们已无法看到了。
　　据帖内翁跋，可知此帖为光绪初元翁氏北上途中，以候风逗留沪上，有凌云阁书商某氏持此求售，翁氏以白银五十两购得。跋中，翁氏开宗明义：“是帖不见前人著录。”可见机缘巧合。翁氏又感慨说：“沪上冠盖之冲，钓名好奇者金钱流衍，宜挟之以去，乃独遗此帙以饷寂寞病夫，一段墨缘不可不记也。”可见此帖正因为不见著录，故不为一般藏家所重，以致在书商手中辗转流落，幸为翁氏所识，才得到良好的归宿。这也恰恰证明了翁氏的慧眼独具。
　　又翁氏转述程文荣《南邨帖考》说，此帖为清初涿州冯氏故物。结合国家图书馆藏《绍兴米帖》宋拓残本中附装的程氏致张廷济尺牍所述冯氏考藏米帖的情形，我们可以判定《南邨帖考》的记载是可信的。
　　《松桂堂帖》在翁氏之前的流传过程已不可尽知，只能据装裱机帖内藏印得知曾为明末睢州袁氏长物，入清曾藏于曲阜孔氏玉虹楼。帖内有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翁氏再跋云：“此帖有‘蠡台袁伯应家藏印’，又有‘袁赋诚印’，其为一人无疑也。二百年后于吾斋会合，岂非墨缘！”此处应为翁氏误断。袁伯应名枢，号环中，又号石寓。其人负文武大略，善骑射，有边才。于艺文一道，其诗文韵致高古，书法入褚遂良、米芾之间，画以山水称善，与钱谦益、方以智、王时敏往还唱和，书画尤为董其昌、王铎所推重。董其昌亲为袁氏《袁伯应诗集》作序，王铎《拟山园集》中有赠诗若干首，今故宫博物院有王铎赠袁枢诗册墨迹，可证二人交往种种。袁伯应有三子，赋诚、赋谌、赋，尤以二子赋谌能传其学。由此可知翁氏“其为一人无疑也”之说是失察的。
　　残存的《松桂堂帖》入藏故宫后，曾经启功先生鉴赏并题跋。启功先生据《南邨帖考》、《宝晋斋帖》及相关文献，论此部分为《松桂堂帖》首册，千古疑案，终得定谳。启功先生又忆琉璃厂帖贾庆云堂主人张燕生称尝见《松桂堂帖》目录，今人琴俱亡，无以印证。
　　《松桂堂帖》由米芾曾孙米巨容以家传米芾真迹刻于南宋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，先人手泽的珍稀、后代摹刻的精工，都是显而易见的。（左图为《松桂堂帖》中晋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刻本局部）